可以看出，司法实践中法院并不主张无效行政行为不受起诉期限限制。

这就要求备案审查机构在审查过程中不能有脱宪法思维，而应当具有自觉的宪法意识，主动将合宪性考量纳入审查工作之中，既要关注普通立法是否满足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以及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形式合宪性要求。根据立法法、监督法的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司法解释，应当在公布后三十日内按照规定程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同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又可以成为其次级法的制定根据，从而成为上位法，但最终都必须统一于宪法、不得与宪法相抵触。[6]王振民：《中国违宪审查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4页。例如，直接根据宪法而制定的行政法规，直接依据宪法规定而发布的决定、命令等重大政策性行为，对宪法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上述情况可能会直接产生宪法性问题。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10月30日AA12版。一个不为社会所知晓的制度，也就不可能真正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和认同，更不可能获得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推动，甚至会引起种种误解和猜测。

2、合宪性审查是实现良法善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毫无疑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将承担合宪性审查以及有关宪法实施和监督方面的工作，但法律委员会的原有职能不可能削减或弱化，亦即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将继续统一审议所有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的法律案，而且，在继续完善法律体系的强劲立法需求之下，在不断健全人大主导立法工作体制机制的法治进程之中，这必将仍然是其重要职责和首要任务。[11]被动审查又称依申请进行的审查，是指根据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依法书面提出的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进行的审查。

当然，该法应当超越现阶段备案审查的内容局限，而对合宪性审查做出全面系统的体系化安排。事实上，正是他们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引发了中国社会近些年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变革与创新。从形式上看，备案审查似乎是事后的监督审查，然而在法生效之后短短30日之内进行报备，这时所进行的审查不可能是结合法的具体适用而进行的对照性审查，而只能是抽象的原则性审查。程序公开应当成为合宪性审查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任何机关或者个人都不能仅仅根据自己的意愿或便利而随意决定公开的内容、范围与方式。

而这样一套程序的建构及运作显然需要一套明确具体的规范保障。当然，法院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因为，司法审判所面临的法律适用问题最为广泛复杂，且在任何一个案件中都面临着法律的选择适用问题，而选择适用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合宪性合法性，因此，由其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似乎顺理成章、事所必然。

一是提出审查建议，即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同时又可以依据其所制定的法律对法律之下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这样，合法性审查与合宪性审查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身上发生了交集，也就是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既是合宪性审查主体，又是合法性审查主体。在刚刚开启合法性审查大门的情况下，新增矛盾和历史上积累的矛盾叠加而来，再加上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日益高涨，通过法治渠道表达利益诉求、捍卫自身利益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在不断提升，此时审查建议出现大幅度增长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通过备案审查而确保各种规范性文件符合上位法的规定，进而符合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完全与合宪性审查功能定位相契合，具有目的和手段上的一致性。

[23]而迄今为止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的审查要求或审查建议一件还没有。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体现着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参见马岭：《违宪审查相关概念之分析》，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3期。其实，任何权力都应该在阳光之下进行，而备案审查本身不仅是在监督权力的运行，而且是在监督作为权力之源的立法权的运行，因而更应该公开、透明，审查的主题、争论的焦点、论辩的过程、说理的依据、结论的形成，都应当以社会各界看得见的方式公开进行。

[33]例如，2018年2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正式向有关地方人大常委会发送督办函，分别督促有关地方修改审计条例、计生条例，废止地方著名商标条例，确保真正做到有错必纠。但从技术角度而言，在合宪性审查制度起步阶段，不必在对法律能否进行审查、如何进行审查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只要首先能对行政法规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切实有效的审查就已经是值得欣慰的重大进步了。

它可以有效避免因过于依赖沟通协商而可能造成的久拖不决甚至是拒不纠正的情况。四、动力源泉：建构以公民为起点的审查机制 合宪性审查是一项复杂系统的法治工程，其制度化建构与运作，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更非事先纯粹的理性设计，而需要在长期的行宪实践中点点滴滴的经验累积，需要立足于中国的时空背景和社会土壤进行不断的试错性探索。

所以，合宪性审查不仅是一项高度技术化的法治作业，更是一项政治内涵极为丰富的时代课题。3、从审查效力看，备案审查更注重柔性的沟通协商而非强制性的直接改变或撤销，即对于在审查中发现存在与法律相抵触或者不适当问题的，一般是通过内部沟通协商的方式，督促制定机关自行修改纠正，而非径直加以改变或撤销。实质上，备案的意义仅在于留档存案以备审查。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党委、人大、政府、军队各系统分工负责、相互衔接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体系。被监督机关能不能接受这种不留情面的监督，会不会影响其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等等。并预言，合宪性审查有可能成为第三个阶段的主流用语。

因此，只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强力推动，不管具体机构如何设置，都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需要立足于中国经验和实际，以现行制度和既有实践为依据，扎实有效地推进备案审查的完善与发展，不断拓展备案审查的范围和层次，积极进行必不可少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科学凝练合宪性审查的理论依据和价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稳健地推动合法性审查向合宪性审查的实质性转型与发展。

在这一体制中，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宪法监督方面的最高决定权，所有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都必须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范围之内，受制于人大的监督，而且这种监督具有最高性和终局性。而这项工作迟迟未有进展的原因，除了大量报备的规范性文件都是依据法律而制定的，其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况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合法性审查获得解决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对合宪性审查感到为难，认为违宪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重大行为，其实质是对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制度的严重危害，是对国家最高法律效力的侵犯。

要求备案只是为了方便审查，但审查并不需要以备案为前提，将备案与审查组合成一个不可分离的制度，不仅误读了备案的性质与意义，也有可能模糊审查的本质与功能，并有可能弱化审查建议的价值和作用。摘要:  合宪性审查是进行宪法监督的法定途径和制度安排，其合理建构和有效推进将不仅可以为宪法学的繁荣提供肥沃的本土资源和巨大的学术空间，而且有助于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并将成为新的法治生长点。

但如果该条文在整部立法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在撤销该条文之后如何保证整部立法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违宪审查一词逐渐确立了稳固的学术主流地位。因为，在整个法的位阶体系中，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地位，法律法规等必须以宪法为根据而制定，是对宪法精神和规定的延伸与细化。通过对报备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这一制度对于有效实施宪法法律、保证中央令行禁止、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维护法律体系科学和谐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与经验： 1、从制度设计看，备案审查奉行的是人大主导的立法至上理念，而非司法中心主义的违宪审查模式。

通过备案审查，纠正或者撤销各种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是监督宪法法律实施、维护宪法法律尊严、保证国家法制统一的重要制度安排。为此，可以考虑把现有的备案审查室升级为立法法上的常委会工作机构，成为与法工委平行的备案审查工作委员会，由其专门辅助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负责合宪合法性的审查工作，而法工委继续从事立法方面的具体工作。

2018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再次，从制度设计看，根据立法法第98条、监督法第31条的规定，备案审查的对象排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

既需要公正司法、依法行政，也需要强调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防范制度的偏颇与疏漏。同时，在上述各类审查主体中，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负有法定的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有权撤销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而备案审查是其行使这一职权的重要方式。

而这就需要认真地思考合宪性审查的动力源泉，以为其持续深入地推进提供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21]在此意义上，中国语境下的合宪性审查可以定义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规范性文件是否合宪进行审查的制度、程序和方法的总称。虽然这方面尚未有破冰之举，但其他公法方面的经验足可以让我们打消疑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的行政诉讼同样面临着巨大的观念方面的压力，但经过几十年的砥砺前行，时至今日，民告官不仅在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而且对于促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合宪性审查是宪法监督的核心环节和重要形式，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使得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有了更为明确具体的制度载体和路径选择。

[20]参见韩大元：《关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几点思考》，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又要正视宪法价值体系的圆融性，审查普通立法在基本原则和具体内容上是否符合宪法的精神与规定，以确保各项立法在形式和实质上都能够通过宪法之门。

接下来就需要对其价值取向、功能定位和发展规律等核心性要素，以及由谁审查、审查什么、怎么审查等体制性问题，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因此，备案审查可视作是合宪性审查的一种探路之举，是一项重要的宪法监督制度，应当从宪法监督的高度认识其重要性。

要强化合宪性审查的实效性除了实体上有赖于撤销手段的实际运作外，在程序方面则有赖于审查过程的公开与规范化。备案只是一种内部工作程序，而审查则是一种外部监督机制。